昔日的评价和史观宋宋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积贫积弱”那么简单。它在经济、城市、商业、技术、出版、教育、文官政治、士大夫文化上都非常出众，甚至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接近“市民社会气质”的王朝之一。唐朝是开放、雄健、外向的帝国气象；明清是皇权高度收紧之后的庞大机器；而宋朝很特别，它有一种文人治理、商业繁荣、制度细密、生活精致的气质。宋的商品经济、城市生活、海外贸易、纸币、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宋的理学、词、书画、笔记、出版、教育、科举都极繁盛。宋的制度成熟，文官政治压制武人跋扈，避免了唐末五代那种军阀乱国。宋的社会生活活跃，城市不是单纯的行政中心，而是真正有消费、娱乐、市场、公共空间的地方。宋的科技发达，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宋得到了实质性的运用和飞跃式的突破。但宋的弱点也很致命太会治理内部，却太不擅长处理外部暴力。宋朝吸取唐末五代教训，极力防止武人坐大，这个方向本身不是错的。问题是它把武力系统压得太狠，形成了“财政供养庞大军队，但军队战斗力不够强”的悖论。钱花了，兵养了，但关键时候不一定能打。再加上对辽、西夏、金、蒙古这些强悍边疆政权的长期压力，宋朝始终处在一种“文明程度很高，但安全感很低”的状态。所以宋朝的悲剧在于：它不是一个落后的王朝被先进文明击败，而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治国家，被更有效率的军事暴力体系不断逼迫。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文明表面”的皇帝之一，也是最不该坐在皇位上的皇帝之一，诸事皆能，都不能为政宋徽宗不是简单的“昏君”，不蠢文化的巨人，政治的懦夫；艺术上的旷世奇才，政治上的昏庸无道瘦金体，天青汝窑，花鸟画，道家礼制，园林建筑……上层文化的梦幻蔡京，童贯，王黼在权力中膨胀，财政的亏空，边防虚弱，军政失衡，就像《宋史》说的，“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历史的讽刺和评价对宋和宋徽宗历史总是很讽刺的，宋徽宗葬送了宋朝，但是瘦金体如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千里江山图仍是镇馆之宝，宋的文化，秩序，知识，思想，无不深深刻进中国人的骨髓里，金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极度痴迷宋朝的文化。金章宗完颜璟疯狂地收集宋朝的书画，自己的书法都在刻意模仿“瘦金体”。牧帝国的铁骑踏破了汴梁的城墙，却最终臣服于宋人案头的笔墨纸砚和建盏茶汤之中。武力可以消灭一个政权，却无法摧毁宋的文明秩序。宋徽宗作为皇帝，当然是失败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后世中国人并不是每天生活在“靖康之耻”的政治现场里，而是生活在文字、审美、书画、器物、教育、制度和士大夫观念延续出来的世界里。于是很讽刺地，宋徽宗那个失败王朝留下的东西，反而比很多胜利者更耐久。宋徽宗作为皇帝被历史判了死刑，作为审美符号却被历史保留了。宋的遗产是整体的，宏大的，读书，科举，文官政治，理学，书院，笔记，词，画论，书法，瓷器，城市生活，雅集，点茶，焚香，园林，文化趣味……并且这些遗产不是躺在博物馆的文物，而是深入后世国人思想文化生活的底层，成为中华血脉一部分的根基。明清的学者著书论说，绕不开唐宋八大家；后世的读书人将义理，绕不开周敦颐，二程，朱熹；后世文人谈审美，绕不开宋画，宋瓷；后世的官僚体系，也继承了宋以来的高度文官化，科举化，直到今日，文治胜于武治的格局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流。历史并不按“谁更负责、谁更勤政、谁更会打仗”来分配身后名。历史保存的是能进入后世生活结构的东西。它可能会记住诗人祝酒的感叹，却不会记住一个励精图治的县令，不会记住一个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军人历史总是冷酷的，它不是法院，不以当下的叙事和道德给出“公平的结算”。时间更像长河，冲掉很多人的政绩，诏书，军功，勤勉，留下某些适合被反复观看，模仿，教育和消费的事物。当代“主流”史观的浅薄主流的史观普遍认为，宋和宋徽宗应当被纳入一种“政治上失败，文化上成功”的历史评价中，这本身没有错误，但是也没有意义。一个历史时代是复杂的，立体的，一个帝王也是复杂的，立体的。如果简单地用政治和文化的分立来评价一个帝王和他的时代，那么本质上并没有对历史进行任何的解读和评价，仅仅是将史实重复了一遍。在这种评价中，任何一个帝王，乃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判为在……方面失败，在……方面成功的画像，而事实上，真正重要的是隐藏在这种分别与割裂之下的思想内核与时代气质。为什么宋徽宗会成为文化的巨人，为什么宋朝高层会集体沉浸在文化的梦幻中，为什么宋屡屡退让，屡屡绥靖，为什么宋一再地选择懦弱，为什么有良将奇兵而不用，为什么富甲天下而不把钱财投到军事中……与此同时，主流史观的宏大叙事和建制趋向往往让人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忽略人的价值。一个当代的人，无论身处何种阶级，从事何种职业，在谈论和思考历史与政治问题时，往往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而将自己代入古今帝王和当权者的身份中思考问题，他们会怒斥宋的软弱，批判雅典的失败，嘲笑法国人 39 天让出巴黎。他们会为钓鱼台的坚守而欢呼感动，并以此为论据拷问宋代为什么不出兵反击。可是，他们往往没有深入了解过战争，没有深入了解过人民视角下的战争，他们没有亲眼目睹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场景，没有体味过夜晚战壕的死寂，大炮与机枪的轰鸣，铁丝网的寒光，还有哪些遗弃的钢盔，生锈的水壶，折断的钢枪，大块的弹片……他们会在想象中让万千将士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而出生入死，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让他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代价。而于其自身呢，如果追问，让现如今批判诟病宋朝的那些人回到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愿意冒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风险上前线保家卫国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宏大叙事而付诸行动呢，想必寥寥。他们只是在想象中意图让其他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买单，而当问题回到当下，回到自身，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作为真的有可能被抓到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他们又极尽的懦弱。这种思想与现实身份的反差，是以帝王为主体的历史和以宏大叙事为中心的史论的深刻体现。战争总是直击人心的，飞机和大炮总是直击人心的，英雄主义的叙事和政治观念总是直击人心的，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过于耀眼，但未必真的在历史中占据那么大的分量。甚至决定战争胜负，民族兴亡的，也绝不仅仅是飞机和大炮。反而，那些无形而不易察觉的东西——文化，艺术，制度，思想……构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王朝和时代的价值。就像前文说的那样，宋徽宗和他的时代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背负丧权辱国的骂名，但是历史却以一种更长远更无声的方式记住了他们，就像斯巴达勇士推平了雅典，但是欧洲大陆的人们却永远的记住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精神。没有哪个“励精图治”的王朝能够存续至今，但是却有一种从“积贫积弱”中诞生的精神深深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历史似乎用这种无声乃至无形的记忆为旧日种种打上了评价，什么被抹去了，什么被记住了。一种新的史观国家的意义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保存尊严，边界，胜负，还是保存人民，生活，文化，与时间。英雄主义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叙事是否真的天然高贵，如果瓦全可以让几千万普通人多活几十年，玉碎到底高贵在哪，如果一个统治者让万千百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脸面，乃至某些政治花瓶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到底是文明的守护者，还是嗜血的屠夫。宋，是一个割地赔款以求一夕安寝的国家，这话在传统叙事中是骂人的。但是，“求一夕安寝”，不就是政治最古老，最根本的任务吗？让人能睡觉，让孩子能睁大，让商贾开铺，让书院讲学，让农民能等到下一季丰收，让一个文明不必每一代人都被拖进总体战里。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长期相对和平，这对两边百姓都不是坏事。后人站在地图前大骂“岁币屈辱”很容易，但对当时边境上不用年年死儿子的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天大的仁政。为什么国家一定要以军功、疆域、征服来定义成功？为什么能让人读书、交易、写词、烧瓷、讲学、过日子，不算一种伟大的政治成就？为什么思想文化的昌明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历史价值？历史的虚无许多人可能会这样反驳：宋的做法只是拖延了时间，延后了矛盾，当敌人的胃口大到要吞下整个国家时，当敌人察觉到对方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时，一切绥靖和妥协都将失效，一切都会报复回来。宋的绥靖仅仅只是延缓了危机，当金兵南下、汴京崩溃时，那些原本被它承诺要保护的人民，最终还是被交给了灾难。这种说法无可厚非，但是它同样没有意义。历史抛出了一个最终极的问题：哪个励精图治的王朝没有灭亡呢，哪个王朝最终能免于浮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局面呢。那些不奉行保护主义的王朝，又比宋活久了多少年呢？没有哪个励精图治的王朝没有灭亡。也没有哪个尚武、强硬、不绥靖的王朝，最后真的逃过了血流成河的结局。拿“宋朝最后也亡了”来否定宋朝，其实逻辑上很虚弱。因为照这个标准，秦亡了，汉亡了，唐亡了，明亡了，清亡了，元也亡了。后世人不能只对宋说“你看，你最后还是死了”，却不对所有王朝说同样的话。甚至，历史的判决更加冰冷而无情：就像李白在《忆秦娥》中写的那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一个王朝，在它活着的时候，是权力，是法律，是军队，是赋税，是边塞，是宫殿，是天下秩序；但几百年后，在登临者眼中，它只是“陵阙”。换句话说，历史把一切现实力量都变成了可远观的残影。赵宋从 960 到 1279，前后三百多年。哪怕北宋亡于靖康，南宋仍然又撑了一百五十多年。这个寿命并不短。它比唐、元、明、清作为单一王朝都不差，甚至比大多数王朝更长。辽、金这些军事上曾经压迫它的政权，最后也都消失了，而且并没有比宋留下更强的文明塑形力。从这种回望的角度来说，历史并没有证明强硬主义就可以免死，它最多证明了强硬可以赢得阶段性胜利，但不能让王朝赦免于衰败。反过来说，宋的保存主义也没有被历史彻底证伪，因为它至少真的保存了很长时间，并且在这些时间里创造了耀眼的文化遗产。如果所有国家都要灭亡，那么“没有永远活下去”，就不能成为政治失败的证明，亡国本身不能作为终极判决，而真正的判决应该是：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死亡之前，是否让更多人活得像人？是否创造了更高的生活形式？是否减少了无意义的牺牲？是否把时间变成了文明？向死而生的价值从回望的角度，一种以终将毁灭为前提的政治哲学和历史价值应当至少比前文所讲的那种浅薄的史观更有分量。这种史观并不是在说“宋朝很美，所以宋朝没错”，而是说，既然一切秩序最终都会成为废墟，那么政治的意义就不该被理解为建造永恒王朝，而应理解为在有限时间里保存生活、减少痛苦、延长文明的清明时刻。死亡是绝对的终局，所以终局不能独占意义，人会死，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看他最后死没死，帝国会死，所以一个王朝是否有价值，也不能只看它最后亡没亡。帝国的叙事常常说：为了千秋万代，现在这一代人可以被征伐，被牺牲，被碾碎。可是，从今人的视角，千秋万代在哪里？如果所有永恒终究也不过是汉家陵阙，那凭什么让眼前活生生的人为它无限献祭？帝国的幻觉不占据历史的分量，人们不应相信开疆拓土能通向永恒，不应相信强兵富国能免除衰亡，不应相信“宁死不屈”的姿态天然高于“苟全性命”的现实，不应相信历史会给最终的胜利者以永久的丰碑。更重要的，终局相同，不等于过程相同。虚无并不构成对价值的否定，人都会死，但是活到八十岁善终，和二十岁被屠杀，不是一样的，国家都会亡，但是三百年相对的安存和十五年暴政崩盘不是一样的，文明都会变成遗迹，但在变成遗迹之前，是让百姓读书、交易、安居，还是让他们长期徭役、征发、饥荒、战死，也不是一样的。正因为都会死，所以怎样活、让谁活、活得像不像人，才变得更加重要。一切都会灭亡，所以不能用最终胜负垄断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具体生命、具体时间、具体生活质量上评价政治。与此同时，这种向死而生的价值并不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更接近一种“活在当下”的智慧，更有趣的是，这种当下的意义又需要到历史的长河中映现，活在当下不是不顾往事，不思来者，它需要历史为当下做出评价。这显然不是一种“别想当下，别想未来”的短视的当下主义，否则人们又何必著书立说呢，又何必教育后代呢，又何必保护自然环境，为子孙守护净土呢？当下不是脱离历史的瞬间，而是历史长河中唯一能被人实际承担、实际创造、实际保存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人不能活在未来，因为未来还没来；也不能活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凝固。但人也不能把当下理解成孤零零的“现在爽一下”。当下之所以有意义，恰恰是因为它承接过去，又会被未来回望。活在当下，不是拒绝历史审判，而是在明知历史会审判的情况下，仍然不把自己献祭给某个虚假的永恒目标。所以这样的价值并不滑向“及时行乐”的欢愉，因为今人必须承认，意义与价值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映现。人只能活在当下，但当下不能只按当下结算。一个政治选择当时看可能是屈辱的，百年后看可能是保存，一个政治选择当时看可能是豪壮的，百年后看可能是滥杀，一个王朝当时看可能积贫积弱，千年后看却可能发现，它留下的精神密度，远胜很多所谓的强盛帝国。仍有的边界和未竟的思考这篇文章并不是在为宋徽宗洗白，不是在为宋朝洗白，也不是在呼吁一味的妥协和软弱，不是在粉饰太平。对于宋朝，或是说以宋徽宗和他的时代为突出代表的宋朝，真正的问题是，妥协买来的时间，是被用来恢复元气、积累实力、安顿百姓，还是被统治者拿去享乐、粉饰太平、自欺欺人？在实际的国际政治的黑暗森林中，政治不能只靠善意成立，它必须靠能力成立，它可以用赔款买和平，但不能让敌人确信自己只会赔款，可以退让边界，但不能让敌人确信自己没有底线，可以避免战争，但不能让战争机器彻底荒废，可以珍惜人民生命，但不能把珍惜生命变成长期没有保卫生命的能力，可以用绥靖和妥协来争取时间，但是不能把争取来的时间投入到无尽的梦幻和享乐中去，不能粉饰太平，创造国力兴盛，外敌俯首的假象，不能欺骗自己的百姓和人民。宋的错误不在于其“不够热血”，而在于它买来了时间，却没有把时间变为抵抗未来灾难的能力。特别地，宋徽宗是宋代粉饰太平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说宋朝代表一种“文明保存优先于武力荣耀”的政治观，但是宋徽宗本人和他的时代不完全配得上这种辩护，他不是一个清醒地为了人民保存文明的人。他很多时候是在用审美、道教、宫廷文化和权臣政治麻醉现实。他不是深思熟虑地说“我宁可忍辱，也不让百姓死”；他更像是沉浸在一个精致幻境里，直到暴力冲进门来。在这一点上，宋徽宗与沉浸在“天朝上国”幻梦中的满清并无什么差别，最多是宋徽宗的幻梦在瘦金体，花鸟画，奇石和汝瓷的渲染下显得更加优美一些。而真正的文明政治，不是只爱瓷器书画，而是要保护那些能烧瓷、写字、种田、读书的人。相似的，自一战后，英法整整一个世代的人，就躲在马奇诺防线后，坐视纳粹的崛起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在马奇诺防线背后的法国人有没有错？不能简单说有。法国刚经历过一战，整整一代青年被战壕吞掉。一个社会在那种创伤之后，不想再发动总体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巴黎快速放弃抵抗，也不能简单骂成懦弱；如果巷战把巴黎打成废墟，死几十万平民，难道就更高贵吗？但慕尼黑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就严重得多。因为那不是单纯“我牺牲自己的面子换和平”，而是牺牲别人的安全换自己的喘息。更要命的是，这种妥协不仅没有约束希特勒，反而奖励了他的扩张。从当今的视角来看，雅典没有因为战败而被历史否定。宋朝也没有因为“积贫积弱”而被历史彻底否定。英法对战争的恐惧也不是天然可耻，但是历史真实地否定了用别人的牺牲换自己的安稳，把暂时和平误认为永久安全，嘴上说保护人民，实际上没有建立保护人民的能力。这种虚假的政治在任何一种史观中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在本文所倡导的史观中也同样如此。至此，本文的论述基本完整而告一段落，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前文所说一切本质基于历史的虚无——即每个国家终将灭亡的前提下构建。或许有些读者已然察觉，这种价值观本应用于对个人人生价值的评判，我们当然能说一个人必然会死，所以人们向死而生。但是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所有的国家都灭亡了的史实，就得出国家必然会灭亡的结论，就像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会拷问：你见到的所有羊都是白的，难道就能断定世界上所有的羊都是白的吗？至少，对于任何一个古今的国家来说，在其还存在的时候，不会乐于听自己的人民谈论自己的死亡，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爱听自己的国度万岁不衰，千秋万代的祝福，而不是终将灭亡的预言，他们总会认为自己的国度不同于往日种种，总会从现存者的角度审视过去，组织未来。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主体，我不能对这种观点说什么，其实也不好对这种观点说什么，谁不希望自己长寿一点呢？不过，此处可以搬出一套同样坚挺的说辞：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随着这种社会形态的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告终了。”从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史前时代的告终，似乎必然伴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瓦解，也同样伴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瓦解，如此说来，当我们的社会脱离史前时代向真正的人类文明迈进，我们的国家至少不会像现如今的形态对我们展开了。还有，哪怕抛去国家是否必然灭亡这个话题，还有些东西是值得说的。哪怕我们承认任何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概念终将灭亡，但是作为一种人类代际延续和文化血脉延续的民族概念是可以，也应当代代相传的。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可以覆灭，但是一种象征着文明的民族血脉却不应被灭绝，因为不同于国家，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民族之于国家的区别，就像是人类之于某一具体个人的区别，一个民族和其文明，本身就在历史中展开，在历史中延续，经历了无数王朝的更迭，它有远超政治概念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参与对政治价值的映现和审判。因此，历史可以否定某一国家为了自身政治目标而牺牲人民的行径，但不能否定为了民族延续的牺牲，当一个民族处于种族兴亡的路口时，为延续自身而做的牺牲和斗争都是伟大而值得歌颂的。Previous光学NextGZ